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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场景则是删除他人在网络上所发表的涉及到个人的信息。

[11]参见张磊：《做好深度融合大文章——山西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纪实(下)》，载《中国纪检监察报》2017年6月8日。由此，被调查人的权利保障状况主要取决于监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法律素养和内控机制。

(6)其他依法履行公职的人员。采取技术调查措施法定期限届满不予以解除，或者违背法定程序采取技术调查措施。其五，对监察人员的职务犯罪行为进行侦查。[6] 第四，存在不当进行选择性执法的风险。2017年发布的《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试行)》第25条规定，经过初步核实，对存在严重违纪需要追究党纪责任的，应当立案审查。

[13]参见曾锋东、刘昆：《监察调查走进公众视线》，载《中国纪检监察报》2018年1月5日。对与案件无关的财物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措施，或者应当解除查封、扣押、冻结而不解除的。至今，全国人大常委会共开展了24次专题询问，每年选择对国务院个别专项工作报告开展专题询问。

监督工作计划所公布各个专项工作报告的时间，个别被延后到下次常委会，但没有出现被调整提前的情形。被监督机关依法整改落实审议意见本是法定义务，需要跟踪监督表明尚未履行到位。监督法所规定的工作报告除了专项工作报告以外，还包括决算报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报告、预算的执行情况报告、审计工作报告等。[21]对一府两院的专项工作进行专题询问，就相关情况和存在问题通过一问一答，再问再答的互动方式，查找原因，分析问题，提出工作举措，确保专项工作报告监督深入有效。

笔者建议，可以将质询首先用于审议专项工作报告，因为专项工作报告涉及的问题比较具体，人大代表和常委会组成人员进行质询时有更强针对性，审议专项工作报告并进行专题询问的实践经验对开展质询有一定借鉴作用。监督法草案三次审议稿曾规定：常委会每次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前，将议题向社会公布。

2.通过听取审议专项工作报告促进完善相关立法 报告机关在专项工作报告中提出的法律法规不完善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通过立法及立法监督途径予以解决。[12] 张德江：《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2018年），载《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2018年第2期。进入专题： 专项工作报告 全国人大常委会 。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在监督工作计划中提出即将行使质询权。

另一类是常委会重视研究报告机关提出的请求性建议。作者简介：四川大学法学院宪法与行政法学博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人大研究》2018年第12期。2015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出台的《关于改进完善专题询问工作的若干意见》要求，要进一步完善结合专项工作报告开展专题询问的工作机制。[3] 蔡定剑：《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第366页，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监督法第9条规定，一府两院可以主动向同级人大常委会要求报告专项工作。2.重视两类不同性质的建议 专项工作报告中有两类建议需要更加重视：一类是报告机关应积极采纳的监督性建议。

本次会议上，国务院作关于当年中央政府投资安排及实施情况的报告，常委会专题调研组作关于部分重大公共投资项目实施情况的调研报告。中长期专项规划涉及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跨年度选取某些国家专项工作规划，听取审议规划执行情况专项工作报告。

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法听取和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专项工作报告，是监督国家监察委员会的监督方式之一。[27] 2017年4月24日，环保部原部长陈吉宁代表国务院作了《关于2016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与研究处理环境保护法执法检查报告及审议意见情况的报告》，报告中所反馈的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环保执法检查报告的审议意见，而没有具体反馈2016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专项报告的审议意见落实情况。[17] 2.同时听取审议专项工作报告和专题调研报告 全国人大常委会针对同一个问题，在同一次会议上听取审议国务院专项工作报告和常委会专题调研报告，第一次被安排在2009年9月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上。监督法实施至今，全国人大常委会听取审议的中长期专项工作报告只有1次，即2011年12月29日听取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实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实际上，1954年宪法施行后，国务院就向全国人大常委作工作报告或其他专门性的工作报[1]1982年宪法施行后，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把听取和审议一府两院工作报告作为监督的基本形式，这些报告关注的问题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报告审议前还开展调查研究工作。监督法尽管没有出现‘工作评议，但（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体现了工作评议的实质精神。

监督法第9条所规定的通过社会反映问题的途径，即人民来信来访集中反映的问题和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在年度专项工作报告议题选取中所占的比重不得而知。关于同一领域工作的监督频次，差异比较明显。

公开资料显示，监督法施行至今，国务院和两高没有主动要求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专项工作报告。通过考察全国人大常委会听取审议专项工作报告的监督实践发现，报告议题的选取主要体现监督机关意志，监督内容围绕中心工作但未完全覆盖报告机关工作范围，监督方式有具体创新但缺少系统性设计，监督效果的针对性与执行性有待强化。

随着立法实践的发展，不排除今后还会有专项工作报告的议题经由立法途径强制性选取。地方人大常委会关于听取审议专项工作报告的同时进行工作评议的规定，有的是强制性规范（如河南省），有的是授权性规范（如河北省、湖北省）。

国务院其他工作的专项报告比较少，关于文化工作的报告3次（文化产业发展、文化遗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工作）、民族工作的报告1次（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情况）、侨务工作的报告2次（侨务工作、华侨权益保护工作情况），国务院行政权力运行的报告2次（公安机关执法规范化建设工作情况、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工作情况），没有听取审议关于外交事务和国防事务的专项工作报告。[4] 彭真：《彭真文选》，第562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专项工作报告中增加专题询问频次，能够促使报告机关直面监督，回应问题，强化审议意见落实责任。注释: [1] 1954年宪法第31条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监督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到会应询，参照上述办法组织和落实。最后，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有特定的监督内容与监督程序规定。

例如，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于2015年5月1日施行，同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作了关于行政审判工作的报告。这些报告的内容涉及不同工作领域，性质上都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一府两院的工作监督。

常委会工作机构会后将《审议意见》连同专题调研报告一并送国务院研究处理，国务院将研究处理情况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书面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韩晓武在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履职学习讲稿中讲到，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是常委会最经常使用的监督形式。

2018年4月25日国务院作的《关于2017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中，也没有具体反馈2017年度环保目标专项报告审议意见的落实情况。[10]专项工作不是一府两院的全部工作，而是职责范围内的特定的具体工作，监督所针对的是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和群众切身利益、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监督议题也正是围绕重大问题而确定，解决和纠正这些问题的监督程序也不同于其他工作报告。[8] 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国务院及其部门和两高的工作报告34个（参见田纪云：《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1998年），载《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2002年第2期）。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通过的报告、决议，党和国家领导人重要讲话，以及全国人大审议通过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与国务院的工作报告等法律文件，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确定重大问题的根据，并以推动、和贯彻落实这些决策部署为听取审议专项工作报告的首要目的。

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听取审议的50次专项工作报告为例，关于三农工作的报告5次，国家财政资金专项投入与分配工作的报告3次，扶贫脱贫工作的报告2次，而国务院其他工作的报告共30次，两高的报告共10次。监督法规定对重大问题进行专项报告，涉及报告机关不同职责和工作的相互交叉，意见的整改落实需要多个下属部门的协调配合。

监督法第29条规定应当在决议规定的期限内，将执行决议的情况向常委会报告。4.审议专项工作报告可以开展质询 质询是人大监督的一种法定方式，监督法施行至今，全国人大常委会没有对一府两院进行过质询。

在专项工作报告议题总数基本稳定的条件下，全国人大常委会自行选取的议题需更加科学合理。（二）年度监督与跨年度监督相结合 1.明确规定专项报告涉及工作的时间范围。